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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谈“商汤夏桀鸣条之战旧址”碑问题

2013-10-19 9:39:25 来源:河南文化产业网 作者: 编辑:展澜 进入商城

  河南文化产业网10月19日消息:2013年1月14日,辽宁从事东方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的学者魏文成先生在“新浪博客”中,对网友“ 梁寨布衣” 转载的《“鸣条之战”碑是舜禹建都开封的重要证 据 》一文及其“商汤夏桀鸣条之战旧址”碑文进行评述和“举报”,说:“作假的‘名條(魏先生原文如此写法)之戰’碑,因為‘戰’被寫為‘戦’,即‘單’被寫為‘单’,唐人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名條之戰古战场遗址应该在湖南境内。只是为了地区利益又在作假!”。

  从魏文成先生评述和“举报”“ 梁寨布衣” 转 载《“鸣条之战”碑是舜禹建都开封的重要证 据 》一文的观点来看,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含义:

  一是河南长垣“商汤夏桀鸣条之战旧址”碑是假的。因为“鸣条之战”碑中的“战”字,应该写作为“戰”字,而在唐代是不会写作“单+戈”字、或‘戦’字的。因此,魏先生毅然对这块石碑做出了“作假”的判决。这是他要“举报”的理由之一;

  二是“鸣条之战”不会发生在中原东部地区。魏先生认为,“名條之戰古战场遗址应该在湖南境内”,发生在中原东部地区的开封、长垣一带是不能被接受的。因为“ 梁寨布衣” 转 载的《“鸣条之战”碑是舜禹建都开封的重要证 据 》一文不符合魏先生的观点,因此魏先生不仅极力反对,而且还要“举报”这种“作假”行为。这是他要“举报”的理由之二;

  三是河南长垣“鸣条之战”碑“作假”的目的是“为了地区利益”。在魏先生看来,“ 梁寨布衣” 转载的《“鸣条之战”碑是舜禹建都开封的重要证 据 》一文及其碑刻,不仅有追求“地区利益”的“作假”动机,而且还有碑刻文字“作假”的具体行为。这就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文化“作假”案,量你在事实面前也无法辩解,只有老实承认“作假”才是出路。这是他要“举报”的理由之三。

  尽管魏先生评述和“举报”的文字语言不多,却给人以目光犀利、点到要害的感觉,由不得读者不相信,也由不得被评述者和被“举报”者进行解释,似乎达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。只是从其评述的言语中使人感觉,“真理”在手的魏先生,好像少了一些学者之间平等进行学术探讨、交流和商榷的儒雅风度,一种“权威”的气魄和“裁判”的果敢跃然而出,给人以咄咄逼人之势。

  我们无意采取魏文成先生的风格,来否定其对“ 梁寨布衣” 转 载《“鸣条之战”碑是舜禹建都开封的重要证 据 》评述和“举报”时所阐述观点,因为历史文化研究本来就需要广大学者依据历史资料和考古成果,共同进行发掘、研究和论证,最后形成共识。但是,我们也想利用这次机会,叙述一些关于夏末商初“鸣条之战”发生地与魏先生不同的看法和观点,以达到彼此交流、学习和切磋的目的,并希望得到有识之士的赐教。

  “鸣条之战”碑中“战”字“作假”之说值得商榷。

  魏先生关于河南长垣“商汤夏桀鸣条之战旧址”碑“作假”的论断,源于对唐代不会将“鸣条之战”石碑中的“战”字,写作“单+戈”字、或“戦”字,而应该写作为“戰”字的基本认识。因为河南长垣“商汤夏桀鸣条之战旧址”碑将“战”字写作了“单+戈”字,所以就被魏先生认定是“作假”了。

  从这一论断的起因来看,唐代应该不应该,或者有没有使用“单+戈”字、或“戦”字问题,已成为魏先生所做论断的关键依据所在。在魏先生看来,唐代是不会使用“单+戈”字、或“戦”字的,更不用说在唐代之前更不会使用“单+戈”字、或“戦”字了。

 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?

  对此,我们请教了几位书法界的专家,试图查找魏先生所做论断的依据是否正确。书法界专家认为,古代书法和字体的运用不能仅仅从理论上一概而论,而应该从实际字体的使用中来加以辨别和证实。于是,专家们从唐代书法家字帖中找出了“战”字的实际书写字体,以供我们参考。

  从书法界专家提供唐代书法家字帖中“战”字的实际书写字体来看,并不像魏先生所说唐代“战”不应该使用“单+戈”字、或“戦”字书写字体。相反,唐代一些著名书法家恰恰曾分别使用过“单+戈”字、或“戦”字的书写字体。

  现将他们所提供唐代书法家字帖中“单+戈”字、或“戦”字的书写字体举例如下:

  1、唐代前期诗人、著名书法家贺知章“战”字的书法字体:

  2、唐玄宗时期知名书法家褚庭诲“战”字的书法字体:

  3、唐代书法家颜真卿“战”字的书法字体:

  这说明,在唐代不同时期的书法家中,“战”字已经在实际书写作“单+戈”字、或“戦”字了。那种认为唐代不应该将“战”字写作“单+戈”字、或“戦”字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,因为事实证明不是那样。

  不仅如此,早在唐代之前,“战”字写作“单+戈”字、或“戦”字的情况已经存在了。如晋代时期大书法家王羲之将“战”字书写成为:

  再如篆文、金文、甲骨文中,“战”字已被书写成了:

  上述事实证明,魏先生关于唐代不会将“鸣条之战”碑中的“战”字写作“单+戈”字、或‘戦’字,而应该写作为“戰”字的观点,是有片面性的,也说绝了。他由此而做出关于河南长垣“商汤夏桀鸣条之战旧址”碑写作“单+戈”字、或‘戦’字是“作假”的论断,自然也带有片面性的,同样也说绝了。

  所以,我们认为魏先生评述和“举报”河南长垣“商汤夏桀鸣条之战旧址”碑“作假”的理由和论断不能成立。假如此说不谬,还请魏先生将自己的评述和“举报”主动撤销为妥。

  “鸣条之战”发生在中原东部地区有史料依据。

  魏先生关于“名條(鸣条)之戰古战场遗址应该在湖南境内”,不接受其发生在中原东部地区开封、长垣一带的观点,在学术研讨中是允许保留的。只要他的论据充足,也不妨称其为“一家之言”。但是,这不应被视作唯一的观点,事实上也确实不是唯一的观点。同时,魏先生的观点也不应该成为否定学术界探讨“鸣条之战”古战场遗址在其他地方存在的理由,尤其不能因为观点与自己不同就贸然给别人戴上“作假”的大帽子。

  其实,关于“鸣条之战”古战场遗址在何地之争早就存在,国内学术界也一直没有对此做出最后结论。既然如此,就应该允许不同观点进行充分的讨论和论证,以便于弄清这一历史真相。

  事实上,在史典记载、文化遗存和地理分析中,“鸣条之战”古战场遗址在开封、长垣、封丘一带的证据也多有出现,即便是不同时期的历史学家,也持有不少类似的观点。

  说到舜帝下葬和夏桀、商汤之战的“鸣条”之地,不能不提到尧帝去世后,舜帝回避尧帝儿子丹朱之地。据 汉 代学者 孔安国 、 唐 代学者 陆德明 《尚书注疏·舜典》记载:“孟子云,尧崩,三年丧毕,虞舜避丹朱于南河之南”。其中“南河之南”,应指南济水南部的开封一带。关于丹朱及其兄弟居住在开封陈留,南宋学者罗泌《路史》有记载:“丹朱庶弟九,其封于留者为留(刘)氏。”其中“留”,今为开封古“留”地,后称“陈留”。对此,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·卷二十二》有记载:“留,郑邑也,后为陈所并,故曰陈留矣。”

  后来,虞舜在服泽之阳继承了尧帝的帝位。据战国时期思想家墨翟《 墨子 ·尚贤上》记载:“尧举舜于服泽之阳,授之政,天下平”。因为“服”与“逢”双声,可通假,故“服泽”即“逢泽”。其中“服泽之阳”,是指开封逢泽之北,水北为阳。服泽之“服”也与负夏之“负”音同,清末经学家孙诒让认为“负夏”与“服泽”、“逢泽”当为一地。汉代刘向《战国策·秦策四》记载:"魏(梁惠王)伐邯郸,因退为逢泽之遇,乘夏车,称夏王。"其实,这只不过是说明,魏惠王学着当年大禹的样子在开封夏朝王都阳城“乘夏车,称夏王”而已。南宋学者鲍彪《战国策注》认为:"开封之东北有逢池,或曰宋之逢泽。"西汉礼学家戴德《礼记·檀弓》记载:“......负夏。又阳夏,在开封。”

  可见,开封是“南河之南”、“服泽之阳”、“服阳”、“负阳”、“负夏”、“逢泽”之地,也是舜帝回避丹朱、继承尧帝之位的“服阳”之地。 清代学者金鹗《求古录礼说·卷三》认为:“(夏)桀都在今河南府(开封),汤自亳(今彰德府)往伐,桀出与汤战,则鸣条在河南府之东可知”。清代翰林院士徐文靖《竹书纪年统笺》引明代文学家高攀龙《困学记》说:“舜卒于鸣条,东夷之地,或云陈留平丘县,今有鸣条亭是也”。唐朝经学家孔颖达《书疏》也认为:“陈留平丘县有鸣条亭。”其中陈留今属开封;平丘今属封丘县,古属陈留郡平丘县,在清代河南府(开封)之东。

  先秦古籍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对于舜帝下葬的地址也有记载:“南方苍梧之丘,苍梧之渊,其中有九嶷山,舜之所葬,在长沙零陵界中。”《山海经·海内南经》也记载:“苍梧之山,帝舜葬于阳,弟丹朱葬于阴。”此外,战国时期魏国出土《竹书纪年·帝舜有虞氏》记载:“四十九年,帝居于鸣条。五十年,帝陟,义君封于商,是谓商均。后育,娥皇也。鸣条有苍梧之山,帝崩遂葬焉。”汉代司马迁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记载:舜“践帝位三十九年,南巡狩,崩于苍梧之野,葬于江南九嶷,是为零陵。”

  西晋学者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记载:舜“南征,崩于鸣条,年百岁。殡以瓦棺,葬于苍梧九嶷山之阳。是为零陵,谓之纪市。”

  其中“苍梧”、“九嶷山”、“长沙”、“零陵”、“纪市”,同为先秦古籍《山海经》记载的中原东部“大荒”之地,而不是战国时期楚国吴起向长江南部迁徙移民之后才出现的“苍梧”、“九嶷山”、“长沙”、“零陵”之地。东汉文学家赵岐注释说:“诸冯、负夏、鸣条,皆地名,负海也。在东方夷服之地,故曰‘东夷之人’也。”说明负海与诸冯、负夏、鸣条等地名同在一个地区。

  对此,唐代学者徐坚《初学记·卷一》引西周公旦《周礼》所述"三易"之《归藏》记载:“有白云出自苍梧,正入大梁(今河南开封)”。其中地处鸣条之地的“苍梧”,位居开封魏国大梁城和兰考道教发源地白云山之间。

  战国时期魏国出土的《竹书记年》记载:“(禹)乃受舜禅,即天子之位。洛出龟书,是为《洪范》。三年丧毕,都于阳城”。关于“阳城”之地,西晋大学者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和南宋学者王应麟《通鉴地理通释》均解释说:夏后居阳城,本在大梁(开封)之南,于战国大梁魏都,今陈留浚仪是也。上述人文历史记载前后贯通,也与大禹王都同在尧、舜帝都的史料记载位置相一致。所以,汉代司马迁《史记》记载说:“自禹至太康与唐、虞皆不易都城”。

  这说明尧、舜、禹三代直到太康的建都之地,均在开封鸣条一带。不仅如此,尧帝儿子丹朱、舜帝、舜帝儿子商均去世后,也同葬开封鸣条苍梧山阴阳之地。

  对此,先秦古籍《山海经》记载:鸣条“苍梧山(舜)帝葬于阳,丹朱葬于阴。”其中“苍梧”除为地名之外,也指盛产于开封、兰考之地的梧桐,即泡桐,是舜帝时期制作弹拨乐器琴瑟的善木。

  战国时期思想家孟轲《孟子·离娄下》记载:“舜生于诸冯,迁于负夏,卒于鸣条,东夷之人也。”其中“东夷”,是指自开封东迁的夷人部落,也是开封仓颉夷门氏、夏商时期防风氏、西周时期长狄,春秋时期大人、封人的后裔。开封是东夷人的发源地,也是尧帝之子丹朱、舜帝之子商均和舜帝共同下葬的开封鸣条、苍梧、负夏之地。

  西晋大学者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记载:“禹避商均(开封)浚仪”。《山海经》也记载“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,舜与叔均之所葬也。”其中“商均”,即“义君”,因封于“商”而称做“商均”,为舜帝的儿子;“赤水”,是指流经开封北部的“鸿水”,也称“浚水”、“丹水”、“汴(汳)水”等,因方位在昆仑山太极“五行”的南方而称“赤”水。

  从以上分析可知,一是舜的葬地同丹朱、商均同在鸣条苍梧一地;二是他们的葬地在尧、舜、禹传帝王之位、建帝王之都的“南河之南”、“服泽之阳”、“服阳”、“负阳”、“负夏”、“逢泽”之地,也是《山海经》大荒之中的“苍梧”、“九嶷山”、“长沙”、“零陵”、“纪市”之地;三是舜的葬地鸣条与“服泽之阳”、“服阳”、“负阳”、“负夏”、“逢泽”、“苍梧”、“九嶷山”、“长沙”、“零陵”、“纪市”密不可分;四是苍梧之野的西部有“赤水”,即“鸿水”、“丹水”。

  对此,中国历史学家范文澜在《中国通史》认为:“舜生诸冯(今山东省诸城),卒与鸣条(今河南开封附近),东夷之人也。”中国历史学家郭沫若在《中国史稿》也认为:“舜生于诸冯(今山东诸城),卒于鸣条(今河南封丘东)。”

  可见,范文澜与郭沫若均认为鸣条是在开封与封丘附近,即古陈留郡平邱县鸣条。据唐代经学家孔颖达《尚书正义·卷八·汤誓第一》记载:“正义曰:(东汉经学大师)郑玄云:“鸣条,南夷地名。《孟子》云舜卒於鸣条,东夷之地,或云陈留平邱县今有鸣条亭是也”。其中“平邱县鸣条亭”,就是现在开封东北部、长垣南部、封丘东南部黄陵岗平街村一带的“鸣条”之地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《 中华百科全书·典藏版 》认为:“桀败走鸣条,汤率诸氏族之师追至,再大破之,是即鸣条之战,鸣条在今河南封丘县东北与河北长垣县交界处。汤又乘胜,又伐三兇,今山东定陶县,于是诸侯皆归服于商。”也说明“鸣条”在开封、封丘、长垣一带。

  我们认为,上述关于鸣条地址的史料和地理位置记载,不失为一种重要的参考依据,但更重要地是,商汤的国都北亳(今山东曹县南),以及商汤所击败的夏朝羽翼韦(即豕韦,今河南滑县东南)、顾(即鼓,今河南范县东南)、葛伯国(今河南宁陵北)、昆吾(今河南许昌)、三兇(今山东定陶东北)、郕国(今山东定陶北)、商汤王妃吉妃有莘国(今开封县莘口、东莘庄)、伊尹出生地空桑(今开封杞县空桑村)、商汤伐桀经过的伊水(今开封县圈章河)、夏桀贤臣豢龙氏关龙逢葬地(今河南长垣县龙相村)、夏杼王都老邱(今开封县国都里)、夏禹王都阳城(今开封禹王台)、夏禹妃子女娇的涂山(今开封土柏岗,即黄柏山)、大禹涂山会盟诸侯的宴台(夏台、钧台)等夏朝附属国及其重要人文遗址,均在开封、长垣、封丘周边一带,而“商汤夏桀鸣条之战旧址”碑正好也出土在开封古陈留郡平丘县鸣条,现封丘县黄陵岗平街村北部太行堤(一说为古济水、或陶北河)之地,不应该是一种巧合。发现该石碑的人是长垣县魏庄镇梁寨村村民高太生先生,又有该村村民为证,况且该石碑至今仍然由高太生本人保存,没有“作假”的可能和必要。

  当然,上述论证只是为了说明舜帝下葬和商汤夏桀决战的“鸣条”之地所列举的一些理由,似乎要比辽宁魏先生关于“鸣条”之地在长江之南“湖南境内”的说法更具有说服力。

  三、不存在“为地区利益作假”的问题。

  2012年初的某一天,本人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了新乡发现“商汤夏桀鸣条之战旧址”碑的消息,并下载了消息中所附的石碑图片。根据自己对开封一带华夏历史文明研究情况判断,认为这块石碑对于印证我们早已提出的三皇五帝“中央之国”、“天地之中”在开封昆仑山的观点,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。

  于是,便约开封古都学会的郭书学先生,按照文章报道的地址和人名,一起赶赴长垣梁寨村进行走访。

  长垣梁寨村在开封东北方向,直线距离开封约44公里,实际行程约54公里。我们过了黄河、经过封丘曹岗乡、留光乡,向东北方向而行,过了太行堤内的桥,顺着太行堤北岸东行不远,下了堤就来到了长垣梁寨村。

  在村的十字路口,我们向一位老大娘询问高太生先生的家。老大娘指着正在向北行走的一位老者说:他就是高太生。我们疾步追赶上去,与高太生打了招呼,并说明了来意。高太生热情地将我们迎进了他在路西边的家中。

  高太生的家坐北朝南,大门向东开。院子里的墙上,竖着数十块根据当地人文历史篆刻的新石碑,其中有舜帝陵、匡地会盟、卫灵公墓、卫懿公好鹤处、孔子像、子路像等,唯独不见报道中的“商汤夏桀鸣条之战旧址”碑。正在我们纳闷的时候,高太生先生指着地上木头下压着的一块残破的石头说,这就是你们要看的那块石碑。于是,我们一起搬除石碑上的木头,用水冲掉了上面的浮土,这才看清了碑文的内容。

  当我们问起石碑文字篆刻的年代时,高太生先生直率地说,我不知道。但是,有懂行的专家根据腐蚀风化的程度和文字字体推断,大致为唐代前后的遗物。据高太生先生介绍,石碑发现于1980年10月,是他到村子东南太行堤内拉沙土、窖红薯的时候发现的。于是就将其拉回家里,保存到现在。

  高先生介绍说,梁寨村子东面太行堤外有一块地,叫做“两棵旗杆地”,传说是商汤伐夏桀时进行战前动员“商誓”的地方。梁寨村子东南约4公里的恼里镇龙相村,就是关龙逄的故里。关龙逄是夏王孔甲时期豢龙氏的后代。据说,豢龙氏是尧帝之子丹朱的后裔刘累,因从师豢龙氏为夏王孔甲驯养龙有功而封于“(陈)留”,赐“刘”姓。“(陈)留”也是汉代刘邦的先祖和母亲下葬的昭陵之地。夏桀因关龙逄进谏而将其囚禁、杀害后,人们十分怀念他,便在其故里修坟建祠祭祀他。明、清时期,龙相村还有规模宏大的墓祠。明代中期,长垣在县南关建起了“双忠祠”,把关龙逄和被殷纣王剖心的比干一同纪念。明代著名文学家李梦阳为此撰写了碑文。梁寨村子西南约2公里处,是大车村,民间传说有舜帝陵。

  回到开封后,我们通过家在长垣县的开封市地方志原主任孙富山先生,找到了一本明代《长垣县志》。据《长垣县志》记载:“鸣条亭,舜崩处,陈留郡平邱县有鸣条亭”。陈留郡治曾在开封县夏杼王都老邱(今杜良乡国都里),北距平邱县鸣条直线约16公里,并且多次在开封县境内迁徙。历史上的平邱县归属陈留郡管辖,而古平邱县也管辖着现在长垣县西南部和封丘县东部地区。

  根据到长垣梁寨村走访、调查的结果,联系过去已经掌握的夏商人文历史情况,本人撰写了《“鸣条之战”碑是舜禹建都开封的重要证据》一文,在《 河南文化产业网 》、开封《议政网》上发表,随后又在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鸿荒开封》一书中发行。之后,一些网站进行了转载。高太生先生也在新浪网站以“ 梁寨布衣 ”的网名转发了这篇文章,由此引来了辽宁魏文成先生的评述和“举报”。

  事实上直到现在,篆刻“商汤夏桀鸣条之战旧址”的石碑可能还在高太生先生的院子里,遭受着日晒雨霖的非礼待遇,并没有引起有关文物保护部门的重视,因此也不可能被当作筹码来图谋地区利益。魏文成先生显然把我们保护历史文物,图谋地区利益的程度和能力估计过高了,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行为确实与魏先生的评述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,值得认真进行反思。

  发表此文的目的,不仅是为了检讨、反思我们在发掘、宣传、保护华夏历史文明和历史文物方面存在的不足,还在于深入探讨、论证开封周边一带的华夏历史文明的发源问题,进一步充实我们在《鸿荒开封》一书中关于“三皇五帝‘中央之国’、‘天地之中’发源地在开封一带”的论据,并非有意向魏文成先生发难。

  对于上述说法,不知魏先生以为然否?(作者:开封古都学会   韩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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